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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08-02 01:30:29登3代理573人已围观

当以原大西军为主力的南明军队胜利进攻时,南明秦王政权——原大西军政权内部的政治危机也随之爆发。自兴朝二年(1649年),孙可望向南明永历朝求封秦王始,原大西农民政权及其军队,经历了逐渐封建化蜕变的过程。在此进程中,以朱朝宗(孙可望)为首的秦王政权与南明永历朝廷间两个中央既并存又斗争的矛盾,原大西农民军将士与其“统战”对象——南明各级文武及其政治立场间的矛盾,以及秦王朱朝宗(孙可望)与安西元帅李定国、抚南元帅刘文秀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及其矛盾等,积聚日深。

走附大西军,大西军成为南明政权实际上的核心军政支撑力量。永历十一年(1657年),孙可望降清,张献忠另一义子、原大西安西王

在大西军政权领导层内部,孙可望不满足于大顺四年(1647年)初形成的四将军(艾能奇牺牲后,演变为三将军)集体领导体制,欲集威权以自专,其独断倾向与李定国、刘文秀维护分权制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日渐加深。孙可望性格狭隘、偏私,且疑忌心重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不顾及自己曾与李、刘二人同为张献忠义子的手足之情和多年的战友情谊,排挤、构陷李、刘二帅,加深了其与李、刘之间的嫌隙。此外,孙与李、刘三人在不同的政治道路上均日益蜕变,李、刘对孙可望以秦藩挟制(南明)朝廷,甚至欲取而代之的行为日加不满,其扶(南)明而背秦(西)之心日明,政治上的渐行渐远直至形同陌路,也使得孙与李刘两集团间的裂痕日益昭显,直到分道扬镳。

孙可望(即朱朝宗)对于南明永历朝廷,仅是利用其政治招牌及傀儡旗帜的关系。但孙可望缺乏坚定的政治原则与长远的全局洞察力,对继续以南明政权及其旗帜为号召日益缺乏热情。从请封南明的秦王藩属,到维系”秦国“中央、帝权自专,并欲彻底踢开南明永历朝廷而另建“后明”中央,政治野心日渐膨胀,终致不顾大局,毁弃张献忠生前遗命及其自己曾长期坚持的“联(南)明抗清”的战略国策,于国、于己,酿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政治恶果。

永历七年(1653年)夏,南明永历帝与秦王朱朝宗(孙可望)间的矛盾斗争加剧,永历遣密使赴李定国军中求援,李定国表示:“……怎忍久看陛下蒙羞,……孙可望为臣义兄多年,倘其不忠,臣宁负友,必不负君!”彻底倒向了永历帝一方。同年,朱朝宗觉察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的秘密勾结,下令处决了包括首席大学士吴贞毓在内的永历朝十八名大臣。随即“定仪制、立太庙,庙享三主:太祖高皇帝(注:即明太祖朱元璋)主于中,张献忠主于左,而右则可望祖、父主也;拟改国号曰后明,日夜谋禅受”,加紧了篡夺南明中央政权的步伐。次年5月,朱朝宗不顾抗清大局,执意赴昆明“登基”。却因偶然的突遭雹雨而放弃了登基称帝的念头。